广东高院二审改判!自媒体运营者注意:
商业诋毁、虚假宣传与名誉侵权的边界,今天一次说清
曲延兴律师
互联网时代,商业评论与舆论监督的边界愈发模糊。一篇看似普通的自媒体文章,可能因虚假表述构成商业诋毁;一次正常的转载行为,或许会因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今天,我们以广东高院的一份最新二审判决为例((2023)粤民终6653号),深度解析商业言论的“雷区”与“护城河”,为每一个在互联网发声的主体,敲响法律的警钟。
流量时代,人人皆可发声。自媒体账号手持“舆论监督”的利剑,对各大企业、平台评头论足,早已是互联网常态。然而,这把剑若舞得不好,不仅伤及他人,更可能反噬自身。
当一篇基于“数据”的分析文章,将某头部社交平台的产品描述为“正在打造一个‘丧中国’”,背后是正当的舆论监督,还是构成了商业诋毁?当文章被大量转载,原作者是否要对所有“二传手”的侵权行为负责?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这份二审判决,通过对商业诋毁、虚假宣传与侵害名誉权这三者边界的精妙厘清,为所有内容创作者和企业主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
本案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纠正了一审的某些裁判思路,更在于为数字时代商业言论的自由与边界,提供了极具指导意义的裁判标准。
一、裁判要旨
1.商业诋毁、虚假宣传与侵害名誉权的区分标准
商业诋毁规制的是指向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信息。
虚假宣传规制的是指向经营者自身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信息。
侵害名誉权规制的则是仅传递评论者主观情绪、未传递任何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的信息。
简单来说,看你攻击的是别人,还是吹嘘的是自己,抑或是单纯发泄情绪。
2.商业评论的评判原则
无论事实陈述还是意见表达,凡能传递竞争对手商业信誉信息的,均属商业诋毁规制范畴;兼含事实与意见的评论需综合全文评判,不得割裂;即使事实真实,与不公允意见结合产生误导效果的,仍可能构成商业诋毁。
3.商业诋毁信息编造者的停止侵权责任范围
编造者的停止侵权义务,仅限于停止自身实施及授权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
对于其他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平台擅自转载的行为,不应将通知删除的义务转嫁给编造者。权利人应自行通知第三方平台删除。
这一裁判,精准界定了侵权责任的范围,避免了责任的无限制扩张,体现了比例原则。
二、基本案情
原告北京某网络公司,是国内头部社交平台“热搜”产品的运营方。被告李某,是运营着多个平台同名账号的财经自媒体人;另一被告深圳某大数据公司,则运营着一个商业网站。
2021年7月,李某在其多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篇题为《统计9万条热搜后,我们发现某某正在打造一个“丧中国”》的文章。文章声称基于长达一年的数据统计,指责该平台热搜产品“充斥暴戾、刻意制造争端”。文章发布后迅速传播,三天后删除。深圳某大数据公司在文章发布次日,便全文转载了该文。
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两被告构成商业诋毁,判决李某向仍转载文章的网站发函要求删除、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50万元,深圳公司承担5万元连带责任。三方均不服,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
三、争议焦点
李某作为自媒体运营者,是否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其与平台运营方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涉案文章是意见表达还是事实陈述?其中哪些内容构成虚假或误导性信息,进而构成商业诋毁?
如果构成侵权,停止侵权的范围如何界定?赔偿数额是否合理?
四、法院认定
广东高院经过细致审理,对上述争议焦点逐一作出了清晰认定:
1.主体身份与竞争关系:认定经营者身份,竞争关系采广义理解
法院认为,李某通过自媒体账号提供阅读服务、进行商务合作、销售商品,显然已从事经营活动,属于“经营者”。虽然双方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同,但在互联网环境下,二者均在争夺用户流量,流量可转化为商业交易机会,故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这一定位,突破了传统同业竞争的局限,符合互联网商业生态的实际情况。
2.言论性质与内容:区分事实与意见,逐项认定虚假与误导
法院将涉案文章分解为多个论证模块,逐一审查其事实基础与意见表达。
法院认为,涉案文章的标题和结尾处,将平台置于国家、社会对立面,严重夸大了其缺点,构成虚假、误导性信息。
更重要的是,二审法院在维持一审认定的两处侵权基础上,新增认定八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共计十处。例如:“将B站CEO的演讲曲解为‘点名批评’该平台热搜”;“断言该平台热搜上‘几乎无人提及三胎政策正面意义’”;“声称‘一年以来热搜就是明星绯闻与各种暗黑争斗最有流量,也最能获得站方推荐’”;“指责平台与艺人、经纪公司‘共谋共生’操控‘饭圈’”;“将平台热搜议题中的负面情绪内容主观臆测为‘人工刻意设置的议程’等”。
法院明确指出,对于兼含事实与意见的商业评论,应综合全文整体评判。即便事实陈述真实,但若与不公允意见结合后整体产生误导效果,仍可构成商业诋毁。这一认定,为自媒体写作中的“春秋笔法”敲响了警钟。
3.责任范围:明确停止侵权边界,维持赔偿数额
一是关于通知删除义务。法院改判,撤销了要求李某通知其他网络平台删除文章的判项。理由是,其他平台的转载行为未经李某授权,与李某无关,不应由其承担通知义务。
二是关于消除影响的范围。法院将刊登声明的范围,严格限定在李某的自有账号及深圳公司的网站,避免了对非侵权方的责任扩散。
三是关于赔偿数额。法院维持了一审50万的赔偿数额(其中5万由深圳公司连带承担),认为该数额与侵权行为的情节、影响及维权合理开支相符。
五、裁判结果
广东高院作出终审判决:
1.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李某赔偿50万,深圳公司连带赔偿5万);
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李某通知其他平台删除文章的判项);
3.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明确李某在其自有账号、深圳公司在其网站首页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4.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律师分析
本案的终审判决,为所有参与互联网内容创作和商业活动的市场主体,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镜鉴。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案例,它深刻揭示了在流量裹挟下,言论自由与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边界。
(一)对企业主、职场人(尤其是自媒体运营者)的风险规避建议
1、警惕“竞争关系”的广义化。不要以为你不卖对方的产品,就与对方没有“竞争关系”。在互联网时代,争夺用户注意力就是最核心的竞争。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条评论,都可能被视为在争夺流量,从而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2、“数据”不是护身符,滥用数据是陷阱。即便你声称基于数据分析,若数据样本不客观、解读方式不公允,或得出结论远超数据所能支持的范围,就可能构成“误导性信息”。“以偏概全”和“强拉因果”是商业诋毁的高发雷区。
3、区分事实与意见,但更要警惕二者结合的效果。即使你陈述的每件事实都有出处,但将这些事实进行倾向性极强的组合、放大,并辅以不公允的评论,整体上可能对竞争对手造成误导性的负面评价,依然构成侵权。
4、言论应有“度”,批评勿越界。法律保护正当的舆论监督,但监督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而非“一棍子打死”。将企业产品或服务上升到“亡国灭种”、“与国家对立”的高度,这种将商业问题政治化的表述,极易被认定为“超出正常商业评价范畴”的诋毁。
(二)对权利人(认为被诋毁的企业)的维权策略
1、精准选择案由,避免诉错对象。本案明确了商业诋毁、虚假宣传、名誉侵权的不同规制对象。作为权利人,在提起诉讼前,应首先厘清对方的行为究竟是在攻击你,还是在吹嘘自己,或是单纯的侮辱诽谤。选对案由,是维权成功的第一步。
2、固定证据,特别是“误导性”证据。虚假信息容易证明,但“误导性信息”的证明难度更高。你需要从整体上论证,对方的信息如何欺骗、误导了相关公众。进行公证、时间戳取证,尤其是收集读者评论等“发生误解的事实”,是强有力的证据。
3、善用平台“通知-删除”规则,而非依赖法院判决。本案二审改判的关键点之一,就是明确了法院不应强制要求侵权人通知无关的第三方平台。对于未经授权的转载,权利人应第一时间向侵权内容的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其删除,这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维权方式。
4、合理主张赔偿,重视消除影响。商业信誉的损失难以量化,法院会综合考虑侵权情节、传播范围、获利情况等因素。在诉讼中,应积极主张“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的责任,这不仅是弥补商誉损失的有效方式,更是向社会公众澄清事实、重塑形象的重要手段。
结语:
广东高院的这份二审判决,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数字时代商业言论的复杂光谱。它告诉我们,在流量为王的喧嚣中,法律始终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定海神针。无论你是手握笔杆的自媒体人,还是深耕行业的企业家,唯有尊重事实,敬畏法律,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与商业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