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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关键期突遭专利诉讼,算不算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最高院这份判决说清楚了

202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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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关键期突遭专利诉讼,算不算知识产权恶意诉讼?

最高院这份判决说清楚了

曲延兴律师

 

一场看似普通的专利侵权诉讼,竟成了上市公司配股发行的“拦路虎”。原告告了,又撤了;被告反诉“恶意诉讼”,索赔百万。当商业竞争披上“维权”的外衣,司法机关如何拨开迷雾,界定“正当行使诉权”与“滥用权利”的边界?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终审判决,为所有市场主体划定了三条清晰的红线。

知识产权既是保护创新之火的法律之油,也可能异化为打击竞争对手的商业武器。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尤其是在企业IPO、再融资等关键节点,突然而至的专利、商标侵权诉讼,往往让当事企业措手不及。那么,原告凭借一件经得起无效宣告的专利权提起诉讼,后因证据问题撤诉,是否必然构成“恶意诉讼”?被告因此而遭受的配股延期、律师费等损失,又该由谁承担?

今天,我们通过对(2021)最高法知民终1353号案的深度解析,还原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逻辑,为法律从业者提供实务指引,也为面临类似风险的企业主揭示风险防范与维权之道。

一、裁判要旨

1.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属滥用诉权的侵权行为,需同时满足四项要件: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事实依据、行为人明知、造成实际损害、行为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2.法院认定秉持审慎谦抑原则,仅以起诉时机、撤诉、举报、败诉等单一情节,不足以推定恶意。

3.权利人基于合法有效、稳定性强的专利提起侵权诉讼,属正当行使诉权,不构成恶意诉讼。

4.向监管部门如实披露涉诉信息,未捏造事实的,不具有违法性。

二、基本案情

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原告):桂林某生物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公司”),A股上市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南某生物资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公司”),行业龙头企业。

背景:双方均主营植物提取物业务,特别是罗汉果甜苷产品,为直接竞争关系。湖南公司拥有专利号为xxx、名称为“一种适用于工业生产的罗汉果提取物的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

起因:2018年7月,正值桂林公司申请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再融资)的关键期,湖南公司以桂林公司侵犯其上述专利权为由,向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即3843号案)。随后,湖南公司向中国证监会发出举报信,指出桂林公司涉诉且未及时披露。

后果:证监会因此取消了原定对桂林公司配股申请的审核会议。桂林公司的配股计划被迫推迟约3个月。

后续:诉讼过程中,湖南公司因无法获取被诉侵权方法的关键证据,申请证据保全、现场勘验未获法院支持,后主动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许。

本案:桂林公司认为湖南公司的起诉及举报行为构成恶意诉讼,致使其配股推迟、产生额外律师费等损失,遂提起本案“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之诉,索赔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费用50万元。

三、争议焦点

核心焦点在于:湖南公司提起3843号案专利侵权诉讼,并在其后申请撤诉,该系列行为是否满足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具体包括:

1.其起诉是否“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

2.其主观上是否“明知”起诉缺乏依据,存在损害桂林公司利益的“恶意”?

3.其行为与桂林公司主张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四、法院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从证据、主观意图和因果关系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权利基础稳固,起诉有据可查。

1.湖南公司的涉案专利权在起诉时合法有效。

2.桂林公司曾两次就该专利权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均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维持有效。后续行政诉讼亦未推翻该决定。

3.湖南公司在起诉前通过公证购买等方式获取了桂林公司的产品检测报告,初步证明双方产品高度一致,并作出了“极有可能使用了涉案专利方法”的合理推测。

结论:本案知识产权权利基础稳定,起诉具有初步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属于“毫无根据”的盲目诉讼。

(二)主观恶意难以成立,动机复杂不等于恶意。

1.法院认可湖南公司作为专利权人,在发现侵权可能时提起诉讼是其法定权利,属维权之举。

2.湖南公司向证监会举报,内容基本属实(诉讼与专利无效请求客观存在),并未捏造事实,且上市公司有依法披露重大诉讼的义务,举报行为本身不违法。

3.湖南公司在诉讼中因举证困难(方法专利举证难是行业通病)而申请证据保全、现场勘验,是正常的诉讼策略;在申请未获支持、关键证据无法获取的情况下主动撤诉,是其对诉权的合法处分。

关键论述:“即便当事人起诉的目的混杂着正当维权与打击竞争对手的复杂动机,也不宜仅凭动机推断起诉行为系恶意诉讼。” 只要维权目的具有正当性基础,不能因其客观上起到了阻碍竞争对手上市的效果,就倒推其主观恶意。

(三)因果关系链条断裂,损失非诉讼行为直接导致。

1.关于配股推迟损失:证监会因桂林公司未及时披露涉诉信息而推迟审核,直接原因在于桂林公司自身的信息披露瑕疵,而非湖南公司的举报行为本身。配股能否按原计划通过审核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主张的利息损失并非必然发生的直接损害。

2.关于律师费等合理开支:为应对他人发起的合法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属于正常的商业法律风险应对成本,并非因对方滥用诉讼权利所导致的额外损失。同理,为应对证监会核查及提起本案诉讼的费用,亦属桂林公司自身为维护权益的正常支出。

五、裁判结果

一审(长沙中院):驳回桂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六、律师评析

本案是一起极具分水岭意义的判例。它清晰地表明:司法机关在保护被告免受恶意诉讼骚扰的同时,也坚决维护原告基于有效知识产权的合法诉权。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作为潜在的“原告”还是“被告”,都应从中汲取深刻教训。

(一)作为专利权人(潜在的“原告”):如何“有效维权”而不越界为“滥用”?

1、夯实权利基础是前提。起诉前,务必对专利权的稳定性进行审慎评估。若能通过FTO(自由实施检索)分析、稳定性检索等方式提前预判,将极大降低维权风险。若明知专利存在被无效的明显缺陷仍起诉,则极易被认定为恶意。

2、证据准备要扎实。尤其是方法专利,应穷尽一切合法手段(如公证购买、产品逆向分析、甚至诉中证据保全申请)固定侵权证据。本案中,湖南公司败诉的关键在于无法获取被诉方法证据。建议高风险主体可考虑通过行政机关投诉(如知识产权局)进行前置调查取证,其取证门槛和成本往往低于司法诉讼。

3、注意信息披露合规边界。向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举报竞争对手,是市场竞争中的“核武器”。其内容必须客观、真实、完整,聚焦于反映“未依法披露”的事实,避免使用“严重侵权”“影响持续经营”等带有主观定性且夸大其词的表述,更要杜绝捏造、歪曲事实。否则,可能构成商业诋毁或不正当竞争。

(二)作为被控侵权方(潜在的“被告”):如何反击与维权?

1、积极应诉,同时固定对方“恶意”证据。当遭遇诉讼狙击,尤其是发生在IPO等关键节点时,应沉着应战。同时,全面收集证明原告主观恶意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原告明知权利不稳定(如曾被部分无效)、原告在起诉前后发出的威胁性函件、虚构侵权事实的对比分析、原告与竞争对手存在关联关系等。

2、善用“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这把利器。本案桂林公司虽然败诉,但不意味着这个案由是“纸老虎”。如果你的情况符合最高院提出的“四要件”——例如,原告专利权曾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或未覆盖你的产品,原告明知你的技术来自合法来源仍反复起诉,那么,完全可以在原告撤诉或败诉后,主动提起反诉或另案起诉,索赔包括商誉损失、股价下跌损失、IPO延期融资成本损失(在因果关系明确的情况下)、以及为应对诉讼支出的全部合理费用。

3、强化自身知识产权布局与信息披露管理。最根本的防御是强大的自身实力。完善自身的专利、商业秘密保护体系,确保核心技术不侵犯他人权利。同时,作为上市公司,务必严格履行重大诉讼、仲裁等事项的及时披露义务,避免因自身程序瑕疵给对手留下攻击口实。

结语

最高院这一判决,为商业竞争中“合法维权”与“恶意诉讼”的边界提供了重要的司法坐标系。它告诉我们: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同样也不容忍“利用权利行恶的人”。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诉讼的输赢,而在于提起诉讼时,你的手中是否握着真实的权利、合理的依据和善意的目的。对每一位市场参与者而言,尊重规则、审慎行权,才是基业长青的正道。

 

本文内容基于公开裁判文书进行法律分析,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复杂,遇有具体纠纷请咨询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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