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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瘤术后感染致死,医院被判担责15%:医疗纠纷中“拔管时机”为何成为过错关键?

2026-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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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瘤术后感染致死,医院被判担责15%:

医疗纠纷中“拔管时机”为何成为过错关键?

曲延兴律师

 

在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开颅手术已非绝对禁区。然而,当高龄患者遭遇巨大脑膜瘤,手术的复杂性与术后管理的风险便被无限放大。当术后并发症演变为不可逆的损害,医疗纠纷的焦点往往不再仅仅是手术本身,而是延伸至围手术期每一个细微的临床决策。

今天,我们通过一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2025)京0102民初24020号),剖析一起患者术后因感染性休克死亡的典型案例。法院认定医院在拔除气管插管的时机把握上存在过错,并判令其承担15%的赔偿责任。这15%的责任,是对医疗机构“注意义务”的再次重申,也是对患者及家属维权路径的清晰指引。

一、裁判要旨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是否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是认定过错的核心。当患者病情危重、术后状态不稳定时,过早拔除气管插管导致气道保护能力下降,进而增加并恶化感染风险,若再插管不及时,将被认定为存在过错。鉴定机构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轻微至次要原因)是法院划分责任比例的重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患者通过商业保险获得的理赔,不影响其向有过错的医疗机构主张侵权赔偿。

二、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72岁的王某某因视力下降、头痛等症状入住首都医科大学某某医院,被诊断为“右侧额颞蝶骨嵴内侧脑膜瘤”(体积达5.7×4.5×6.0cm)。在明确手术风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医院于12月1日为其行“大脑病损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

术后次日(12月2日),患者意识恢复,医院随即拔除了气管插管。此后,患者出现高热、氧合指数持续恶化(12月4日降至96)、感染指标升高等症状。12月7日,因呼吸窘迫,医院再次为患者行气管插管,并于次日实施气管切开术。12月9日夜间,患者病情急剧恶化,出现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12月10日,家属将患者接回家中,次日王某某去世。

原告常某1、常某2(患者子女)认为医院手术不当、术后管理失误,诉至法院要求医院按30%的比例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7万余元。

三、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医疗过错认定。首都医科大学某某医院在对患者王某某的诊疗过程中,尤其是在术后气道管理(拔管时机)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

2.因果关系与参与度。如果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原因力大小(参与度)如何认定?

3.赔偿范围的确定。患者已从“医疗意外险”中获得理赔,是否还能向医院主张侵权赔偿?保险理赔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四、法院认定

法院经审理,对上述争议焦点作出了明确认定:

1.关于医疗过错。法院采信了北京某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明确指出:“医方拔管时机偏早;拔管后被鉴定人氧合指数逐渐变差,至12月4日降至96,且持续改善不明显,医方再插管延迟。医方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法院认为,该鉴定程序合法,责任认定得当,医院虽不认可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故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

2.关于因果关系与责任比例。鉴定意见认为,患者自身病情危重、手术风险大是其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医院过错属轻微至次要原因。法院综合考虑患者自身疾病不利的客观情况与医院的过错程度,并未直接采纳鉴定意见中的“轻微至次要”这一模糊表述,而是将责任比例明确确定为15%。这体现了法院在具体案件中,根据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进行独立裁量的司法智慧。

3.关于保险理赔与侵权赔偿。针对医院提出的“患者已获保险理赔,再诉请赔偿构成不当得利,应追加保险公司为第三人”的抗辩,法院明确回应:保险理赔与侵权赔偿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医疗意外险的理赔基础是合同约定,而本案的侵权赔偿基础是法律规定的侵权责任。患者获得保险金,并不免除侵权方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对医院追加保险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

五、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

1.被告首都医科大学某某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常某1、常某2医疗费5654.94元、交通费1200元、丧葬费10372.50元、死亡赔偿金110956.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3300元,共计151484.24元;

2.驳回原告常某1、常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律师分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其判决结果对于医患双方均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我们从中可以提炼出以下关键点:

(一)对于医疗机构:临床决策的“谨慎”与“留痕”

1、围手术期管理是过错高发区。本案的过错并非出现在高难度的手术操作中,而是术后管理环节——拔管时机的判断。这提示医疗机构,对高龄、危重、大手术后的患者,在实施关键操作(如拔管、停药、转出ICU等)时,应严格遵守临床指南与专家共识,并动态、审慎评估风险。拔管后的严密监测与补救预案同样至关重要。

2、鉴定意见的“双刃剑”效应。鉴定意见是法院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但并非不可动摇。本案中,法院在鉴定意见给出的“轻微至次要原因”这一相对模糊的区间内,结合具体案情,最终裁量了15%的赔偿责任。这提醒医院,不能寄望于鉴定意见给出一个极低的责任比例就能完全免责,法院会进行实质性审查。

3、风险告知不能“一签了之”。虽然医院辩称已多次告知手术风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但这并不能完全免除其在具体诊疗行为中的过错责任。知情同意书解决的是“手术风险”的告知问题,而无法覆盖“术后管理失误”的侵权问题。

(二)对于患者及家属:维权路径的“证据”与“策略”

1、司法鉴定是核心武器。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单凭患者的主观感受难以对抗专业医疗机构。及时申请并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借助第三方的专业力量来固定医院是否存在过错,是维权成功的基石。本案原告正是通过申请鉴定,明确了“拔管时机偏早”这一关键过错点。

2、赔偿项目法定,证据为王。法院支持了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法定项目,但均需有证据支撑(如发票、计算公式)。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会结合过错程度和损害后果酌情认定。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交通费过高部分未获支持,说明主张赔偿必须“实报实销”或合理有据。

3、商业保险与侵权赔偿可以兼得。本案的一个重要信号是,法院明确否定了“不当得利”的抗辩。患者购买商业保险是为了分散风险,而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为了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二者基于不同法律关系,可以并存。这意味着,即使患者获得了保险理赔,仍有权向有过错的医疗机构主张全部损失。

(三)核心启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道”与“术”

1、对医者而言,“道”在于恪守最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将每一个看似寻常的临床决策都置于专业规范与个体差异的双重审视之下。“术”在于精细化的病历记录,每一次评估、每一次决策的理由、每一次与家属的沟通,都应以清晰、完整的文字形式固定下来,这既是保护患者,也是保护自己。

2、对患者而言,“道”在于理性认知医疗风险,任何手术都存在固有风险,不能因不良后果就推定医方有过错。“术”在于迅速、专业地启动维权程序,第一时间封存病历、咨询专业律师、申请司法鉴定,是锁定证据、厘清责任的必经之路。

结语

这起案例的尘埃落定,不仅是对一个家庭悲痛的些许抚慰,更是对整个医疗行业的一次警钟。在生命的天平上,医疗决策的每一个“度”都至关重要。当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损害时,法律将以其严谨的逻辑,还原诊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并最终划定责任的边界。理解这个边界,无论对于守护健康,还是捍卫权利,都意义深远。

 

本文内容基于公开裁判文书进行法律分析,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复杂,遇有具体纠纷请咨询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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