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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患者心脏搭桥术后死亡,医院仅因3个细节被判赔24万?医疗纠纷真相曝光

202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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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患者心脏搭桥术后死亡,

医院仅因3个细节被判赔24万?医疗纠纷真相曝光

曲延兴律师

 

在心脏外科医疗纠纷中,手术成功≠无责。即便手术指征明确、术式选择正确,若术前告知不充分、围术期管理不到位、手术操作存在瑕疵,医疗机构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本文以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25)辽0702民初45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判决为蓝本,系统拆解心脏搭桥类医疗纠纷的过错认定、责任划分与实务风险点,为法律从业者、医疗机构、患者提供可直接落地的操作指引。

一、裁判要旨

1.告知义务的边界: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不仅包括手术风险,还须向患者说明替代治疗方案。仅强调手术的必要性而未告知保守治疗的可能性,构成告知不充分,属于医疗过错。

2.围术期血糖管理的注意义务:对拟行心脏手术的高龄患者,术前未进行糖化血红蛋白筛查、未做血糖风险评估,术后血糖控制不平稳且波动较大,属于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3.体外循环手术中的操作规范:体外循环时间偏长、心肌保护欠佳,导致术后心功能衰竭、外周脏器灌注不足,可被认定为医疗过错。

4.鉴定意见的采信与责任比例的裁量:鉴定机构出具的“次要原因”意见,法院可结合案情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适当调整。本案中,鉴定建议“次要责任”,法院最终确定医方承担44%的赔偿责任(高于通常次要责任30%-40%的上限)。

5.专家费的合法性认定:患方私下支付给外院会诊医生的“专家费”15000元,因不符合相关收费规定,法院判令医方全额返还,但不作为赔偿项目计入损失。

二、基本案情

2019年7月16日,74岁的患者李某丙因“阵发性左侧胸胀、胸痛半个月,加重2天”入住辽宁省锦州市某医院。入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心功能I级(KILLIP分级)。

冠脉造影提示“三支病变”:左前降支(LAD)近端狭窄70%-80%、中段次全闭塞;左旋支(LCX)中远段狭窄90%;右冠状动脉(RCA)远段狭窄60%-70%。医方建议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俗称“心脏搭桥”)。

2019年8月16日,医院为患者在全麻低温体外循环下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手术医师崔某系外院专家,未在被告医院办理异地执业登记备案。手术时长6小时50分钟。

术后患者病情一度恶化,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血糖波动大、低灌注状态等并发症。经过9天围手术期抢救,患者于2019年8月25日死亡。出院诊断未载明确切死亡原因。

患者李某丙育有二子李某甲、李某乙。母亲去世后,父亲因打击亦于2024年去世。两原告认为医院存在多处医疗过错,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49912.90元(按60%责任比例主张)。被告锦州市某医院辩称已多次交代手术风险,同意按30%责任比例赔偿。

诉讼中,经法院委托北京某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出具鉴定意见认定医方存在过错,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原告曾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后于2025年12月30日出具说明,认可鉴定结论,不再申请重新鉴定。

三、争议焦点

本案的医疗纠纷核心争议集中在以下四个层面:

1.过错认定:锦州市某医院对患者李某丙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具体而言,术前告知是否充分?术前血糖评估是否缺失?术中体外循环操作是否规范?术后血糖管理是否得当?

2.因果关系:如存在上述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3.原因力大小:若因果关系成立,医方的过错行为在患者死亡后果中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次要原因、同等原因还是主要原因?)

4.鉴定意见的效力与重新鉴定申请:原告对首次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主张医方隐匿会诊记录、感染与死亡密切相关,是否应当准许重新鉴定?鉴定人资质是否合法?

四、法院认定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核心认定:

(一)关于医疗过错

法院采信北京某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锦州市某医院存在以下三方面过错:

1、术前告知不充分。鉴定意见指出:“根据被鉴定人病情和入院后治疗情况,被鉴定人除手术外,尚可选择药物治疗,医院对于替代治疗方案未进行具体说明,术前告知欠充分,锦州市某医院未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法院认为,医方虽多次向家属交代手术风险并取得签字,但未向患者说明“除手术外尚有药物治疗”这一替代方案,侵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构成告知义务履行的瑕疵。

2、术前未进行血糖评估。鉴定意见明确指出:“在手术前医院没有为被鉴定人行糖化血红蛋白筛查,没有做好血糖术前评估,不利于识别围术期高血糖相关不良事件的高危人群,不利于围术期血糖的管理”。法院认定,对74岁高龄、拟行心脏大手术的患者,术前筛查糖化血红蛋白是诊疗常规。医方未行此项检查,属于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3、术中体外循环时间偏长、心肌保护欠佳。鉴定意见分析:“对于被鉴定人术后肾脏低灌注状态、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尚不能完全排除与手术过程中体外循环时间偏长、心肌保护欠佳,导致术后被鉴定人心功能衰竭、外周脏器灌注不足有关。”法院据此认定医方在手术操作层面存在瑕疵。

(二)关于因果关系

鉴定意见明确:“锦州市某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死亡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法院予以采信,确认医方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三)关于原因力比例

鉴定意见建议:“锦州市某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在被鉴定人损害后果形成过程中的原因力以次要原因为宜。”

法院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后,将责任比例确定为44%(高于一般次要责任30%-40%的区间):

1.患者自身疾病严重(三支病变、急性心梗),系死亡的主要内因;

2.医方存在多处过错,且过错贯穿术前、术中、术后全程;

3.患者年龄74岁,手术风险本身较高;

4.为充分保护患者权益,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适当上调赔偿比例。

(四)关于鉴定意见的效力

原告曾主张医方隐匿会诊记录、围手术期感染与死亡密切相关,申请重新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答复函,说明系依据双方质证无异议的送检材料作出鉴定,不存在原告所述情况。后原告于2025年12月30日出具书面说明,“对鉴定结论认可,不再申请重新鉴定”。

法院据此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未准许重新鉴定。

五、裁判结果

1.被告锦州市某医院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赔偿原告247,055.80 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赔偿构成:

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等按44%赔偿:174090.29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鉴定费、鉴定交通费、出庭费、专家费等:42965.51元

六、律师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医疗纠纷案件,涉及高龄患者心脏手术后死亡的责任认定。作为专注医疗纠纷领域的法律博主,我认为本案有五个值得深入剖析的法律要点,对医患双方均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一)告知义务:不仅仅是“签字画押”

很多医疗机构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让患者或家属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告知义务就履行完毕。本案法院明确指出:告知义务的内容不仅包括手术风险,还应当包括替代治疗方案。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本案中,医方反复强调“手术必要性”,却从未告知患者“除手术外,尚有药物治疗的选择”。这直接导致患者丧失了在充分知情基础上做出选择的权利。即便患者最终可能仍会选择手术,但告知义务的违反本身即构成独立的过错。

1、对医方的启示。告知义务不是走过场。病历中不仅要记录“已告知风险”,还应当记录“已告知替代方案及各自利弊”。建议使用标准化告知模板,逐项勾选。

2、对患者的启示。签字前,主动询问“除了手术,有没有其他治疗方法?”“不手术的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未来可能成为认定医方告知不充分的证据。

(二)围术期血糖管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雷区”

本案鉴定意见专门用了一个章节分析围术期血糖管理问题。术前未筛查糖化血红蛋白、术后血糖控制不平稳,被明确认定为医疗过错。

《围术期血糖管理专家共识(2020版)》推荐:对年龄≥45岁、合并心血管疾病等高危因素、拟行心脏外科等高危手术的患者,术前应常规筛查糖化血红蛋白(HbA1c)。术后血糖应控制在7.8-10.0mmol/L,危重患者≤8.4mmol/L,原则上不超过13.9mmol/L。

本案患者术后血糖波动较大,医方未能有效控制,加重了感染风险和脏器损伤。这一过错直接指向围术期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1、对医方的启示。心脏外科、神经外科、器官移植等高危手术,必须将血糖管理纳入术前评估和术后监测的核心指标。忽视这一点,就可能在医疗纠纷鉴定中被认定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2、对患者的启示。如自身有糖尿病或高龄,术前可主动要求医生评估血糖。术后密切关注血糖监测记录,如有异常波动应及时提出。

(三)体外循环时间:手术操作的“硬指标”

鉴定意见指出“体外循环时间偏长、心肌保护欠佳”,这是一个较为专业的技术性过错。体外循环每延长一分钟,肾功能衰竭、神经系统并发症、感染等风险均呈指数级上升。

本案手术时长6小时50分钟,对于单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而言,属于偏长时间。虽然这与患者三支病变、血管条件复杂有关,但医方未能充分举证“延长具有必要性”,最终被认定为存在操作瑕疵。

对医方的启示。手术记录应详细载明体外循环时间、阻断时间、心肌保护措施等关键信息。如因病情复杂导致时间延长,应在记录中说明原因,以备鉴定时佐证无过错。

(四)责任比例的“司法裁量”:44%从何而来?

本案最具争议的点在于:鉴定意见明确“次要原因”,一般次要责任的比例区间为20%-40%,法院为何判了44%?

分析判决书可知,法院的自由裁量基于以下逻辑:

1.医方存在多个独立过错(告知、血糖、体外循环),而非单一过错;

2.过错贯穿术前、术中、术后全程,具有连续性;

3.患者74岁高龄,但术前心功能I级,并非“无可救药”;

4.鉴定意见中的“次要原因”是技术性判断,法院可结合案情在赔偿比例上适当上浮。

44%这一数字,实际上已接近“同等责任”的下限(45%-50%)。这说明法院对医方过错程度的评价高于鉴定机构的书面建议。

1、对患方的启示。不要因鉴定意见写“次要责任”就放弃争取更高赔偿。一审法庭上,可以围绕“过错数量、过错严重程度、与损害的关联紧密程度”等方面,说服法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上浮比例。

2、对医方的启示。如认为法院裁量比例过高,可在上诉中主张“鉴定意见明确次要责任,法院不应擅自突破专业判断”,但需注意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赔偿比例有较大裁量空间。

(五)“专家费”15000元:一个危险的雷区

本案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原告主张的“专家费”15000元,实际上是患者家属私下支付给外院会诊医生崔某的费用。法院判决:“该费用收取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全额返还。”

这一认定的法律依据是:医务人员不得私自收取患者费用。外院专家会诊,应当通过正规院际会诊渠道,由医院对公收费并出具票据。私下收受“红包”或“专家费”,不仅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还可能构成违法违规。

1、对患者的强烈警示:永远不要私下给医生任何现金或转账。如果需要外院专家会诊、主刀,务必通过医院正规流程办理,索要正规发票。私下给钱,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这笔钱很难作为“医疗费”获得赔偿(本案是判医方“返还”,而非计入损失项目)。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可能被对方反咬“行贿”,陷入被动。

2、对医方的警示。外院专家来院手术,必须办理异地执业备案(根据《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本案中手术医师崔某未办理备案,虽未被单独追究责任,但这是明显的管理漏洞。一旦被卫生行政部门查处,医院和医生均将面临行政处罚。

(六)重新鉴定申请的“时机与策略”

原告曾多次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包括申请鉴定人出庭、提交异议申请书、申请重新鉴定,但最终于2025年12月30日出具书面说明“对鉴定结论认可,不再申请重新鉴定”。

从诉讼策略角度看,原告的反复可能影响了法官对其立场的评价。重新鉴定申请的准许条件非常严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0条规定,只有鉴定人不具备资格、程序严重违法、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法院才准许重新鉴定。

本案中,原告主张“医方隐匿会诊记录”“感染与死亡密切相关”,但未能提供初步证据。鉴定机构答复称“依据双方质证无异议的送检材料”作出鉴定,法院据此驳回重新鉴定申请。

对患方的启示

1.尽早固定证据。如怀疑医方隐匿病历,应在诉讼前或诉讼中立即申请法院调取或证据保全,而非事后口头主张。

2.重新鉴定申请须有“硬核”理由。仅对鉴定结论不满,不足以启动重新鉴定。必须指出具体的程序瑕疵或事实认定错误。

3.不要轻易放弃异议,更不要反复。本案原告先质疑、后认可的做法,削弱了其前期异议的可信度。

结语

医学是一门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在告知、评估、操作等环节降低标准。本案74岁患者的离世,固然与高龄、重症密不可分,但医方的三处过错——告知不充分、血糖评估缺失、术中操作瑕疵——共同缩短了患者的生存机会。

对于医方,每一次手术都应是一次如履薄冰的审慎实践;对于患方,每一次维权都应是一次有据可依的证据博弈。唯有规则清晰、责任分明,医疗纠纷才能真正回归理性解决的正轨。

 

本文仅为普法参考,不作为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如有纠纷,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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